“你一定要认识到，所有家庭都是创伤性的，没有一个完美的、整全的家庭。”梁鸿在《要有光》中的这句话，像一记闷雷劈开了我们对孩子心理问题的惯常认知。这部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非虚构作品，以滨海、京城、丹县三地为坐标，记录了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梁鸿以温柔却克制的笔触，描摹出一幅令人窒息的青春图景：抑郁、焦虑、厌学、自闭，这些诊断背后是一个个正在坍塌的家庭，和一套正在失灵的支撑系统。读完全书，一个沉重的追问挥之不去：那些被焦虑、抑郁、厌学吞噬的青春，光究竟照进去了吗？

《要有光》不是一本袒露创伤的书。梁鸿笔下的敏敏、吴用、娟娟，厌学表征相似，家庭根由各异；雅雅、李风对目标的病态执念，折射出焦虑症的典型镜像。作者的真正意图，是借这些个案追问：当一个孩子被诊断为“有病”，病的究竟是他一个人，还是整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系统？这个问题戳破了我们的归因逻辑：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孩子送进心理咨询室，仿佛只要“修好”那个出问题的个体，一切就能恢复正常，但梁鸿用大量的访谈告诉我们：孩子的“病”，往往是家庭最先发出的求救信号。文本最锋利地看出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争，而是家庭病灶的投射，那些失控、自伤、厌学的孩子背后，几乎都站着一对失控的父母。

问题的症结，首先在于家庭关系的结构性错位。传统乡土社会将亲子关系置于家族之首，现代文明则要求夫妻关系成为家庭的基石，然而在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中，这一命题始终未能真正落地。现实中，太多父亲在育儿场域中早早退场，留下母亲一个人歇斯底里地扛起一切；而母亲又将全部情感倾注于孩子，使其成为婚姻缺憾的唯一代偿、人生价值的唯一寄托，孩子于是被架上了一个他根本无法承受的位置，既要当好学生，又要当好母亲的“情绪配偶”，当这份爱沉重到令人窒息，孩子便以厌学、自伤、拒绝交流作为无声的反抗。青春期的心理问题，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的不是孩子的脆弱，而是家庭深处积攒多年的裂痕与失序。

更刺痛的是爱的能力的系统性匮乏。父母并非不爱孩子，而是根本不知如何好好对待一个人。“养大就是恩”的逻辑代代相传：给一口饭吃、供上学，便是天大的恩赐；至于情感、尊严、爱好、抱负，统统被排在“活着”之后。这种“工具化育儿”的底色，让孩子从未被当作独立的主体来尊重。李风拒绝上学，母亲文莉“发疯一样憎恶”他，“你有什么权利影响我的生活？”这句质问何其残忍，却又何其典型，它将孩子彻底物化为父母人生计划的附属品，一旦出了故障，便招致怨恨与抛弃，而文莉自己，也不过是母亲的“情绪垃圾桶”。一个从未被好好爱过的成年人，如何给孩子健康的爱？没见过光的人，又如何传递光？但打断骨头连着筋，创伤的代际传递，从来不是个体靠意志就能轻易斩断的。

从教育维度看，困境更具结构性。中国教育的问题如隔夜碗筷，首日搁置，次日拖延，直至发霉发臭才着急处理。家长为生计奔波，陪伴被压缩成一句“作业写完了没有”，当分数仍是筛选人才的唯一量尺，教育便不可避免地异化为一场零和博弈，孩子不再是被培养的对象，而是被投放的筹码，兴趣、天赋、情感需求统统让位于那个唯一的终点。竞赛班的吴用每天面对上不完的补习班，母亲陈清画一心只想将他送进清华北大，却完全忽视了他的情感需求。吴用坦白：“你们也不带我玩，只和我说学习”“我感到很孤独”“家里从来都是冷冰冰的”，学习不再是探索世界的愉悦之旅，而成了躲避惩罚、换取认可的求生之路。亲情的纽带在日复一日地催促中松脱，家庭逐渐退化为一个以分数为唯一通货的功利场域。

书中对金钱观念的探讨发人深省。小关在阿叔的补习机构学习，母亲魏老师却强调按天收费，要求他早点去、多待一会儿，而小关看在眼里的是作为机构老师的阿叔请客吃饭、陪聊陪玩的真心，母亲算在账上的却是每一天的补习费“划不划得来”。当父母将每一分钱都化作“我为你付出了多少”的道德筹码，孩子便在匮乏与愧疚中扭曲了金钱与人格的关系。钱要紧，心理健康更要紧，但最要紧的是让孩子明白：物质不是施舍，爱不是亏欠，人的尊严从来不以消费能力来衡量。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的负担看似轻了，但升学压力与学校用人标准并未同步松绑。放学早了，作业少了，家长仍在上班，这段中空时间如何填补？托管班成了唯一答案，托管费用进而又压在本就喘不上气的家长头上。但学生发觉在机构和校内所学难以应对考试，听不懂、跟不上，层层堆积的挫败感凝成一个死结：上学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一链条上的每一方看似“无辜”：学校为升学率尽力，托管机构让孩子有处可去，家长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孩子又怕添负担，但最后被撕扯的永远是最弱势的青少年。

社会文化的冲击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数字时代对青少年精神世界的重构。娟娟不愿上学，只想用母亲的手机打游戏、充钱买皮肤，以此维系网络社交，即便家庭经济拮据，仍要求每年花费两千元左右在游戏里。对自制力尚弱的青少年而言，虚拟世界的即时满足如美杜莎的诱惑，他们未必看不见风险，只是诱惑太大，现实支撑又太少。短视频的算法投喂、游戏的即时反馈、社交媒体的点赞机制，构建了高刺激、低门槛的平行宇宙，当“读书无用论”借直播带货换脸重来，青少年赖以自处的意义系统便遭遇了根本性的动摇。当一个孩子在现实中感受不到认可与温暖，他自然会转过身去，奔向那个只要充值就能获得“皮肤”和“队友”的虚拟怀抱。那不是堕落，而是溺水者在抓救生圈。

《要有光》是一本让人难受的书，但难受不是目的，梁鸿呼唤光，是呼唤创伤被看见、被承认、被抚慰，青少年的“病”，是这个时代最诚实的回声——它回响着家庭的裂痕、教育的失灵、观念的滞后和文化的冲撞。如果我们只忙着改造孩子，却不修复家庭关系的根基、不追问教育制度的逻辑、不面对社会文化里的沉疴，那光就永远只能停在书页上，照不进那些孤独的、沉默的、正在尖叫的青春里。

照进青春的光，来自被看见的创伤，来自被正视的病灶，来自这个社会对“人”的重新确认。它不是一句轻飘飘的“你要好起来”，而是一个家庭愿意坐下来倾听的耐心，是一所学校敢于跳出唯分数论的勇气，是一个社会能为普通家庭托底的温度。“别吹灭那光”，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暖地照亮，而照亮他们的前提，是我们先学会在黑暗中，诚实地看见彼此。（宝鸡文理学院 黄榆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