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粮丰收梁满仓

2026年的秋天来得格外“饱满”。

这一年陕西省夏粮总产472.87万吨，同比增加19.87万吨，占全国增量近两成，亩产达296.64公斤。金黄的麦浪早已收进粮仓，但关于丰收的记忆仍在田野间流淌。

这份沉甸甸的丰收，康振生早已在无数个与小麦病害搏斗的日夜里埋下了伏笔。

见过康振生的人，都会记住他弯腰俯身麦田的样子——布满老茧的手掌轻轻捻起一穗饱满的麦粒，目光里有庄稼人特有的深情。

“我也当过农民，知道种地的辛苦。种粮的农民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康振生说。

8月，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名单正式公布。在这份名单上，一个与麦田打了40多年交道、被人们亲切称为“麦田院士”的名字，走进更多人的视线——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生。

李振岐院士指导康振生观察小麦植株形状及感病情况。

一颗种子，扎根黄土地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有一处不起眼的院落——师生们称之为“东南窑”的小麦病理实验室。那是一孔抗战时期修建的防空窑洞，常年阴冷潮湿。

1982年初，25岁的康振生第一次被导师李振岐带进这个窑洞时，他不会想到，此后四十多年的人生，自己会与这孔窑洞、与这片麦田紧紧绑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末，李振岐将防空窑洞改建为低温实验室，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排兵布阵”，率先揭示了小麦条锈病的越夏越冬和流行传播规律。

窑洞里没有像样的设备，李振岐就带着团队用煤油灯照着显微镜看菌斑；缺少研究样本，就靠双腿“丈量”病害，6年里徒步踏遍陕西、甘肃等地的小麦产区，鞋磨破了，脚走肿了，没喊过一声累。

“我的老师几乎踏遍甘肃陇南、陇东和陕西关中所有乡镇的麦田，步伐未曾停下来。”多年后，康振生站在麦田边回忆。

1988年，康振生被公派到加拿大深造。异国他乡，他从实验样品处理、切片到数据分析，身兼数职，争分夺秒地做实验。他的勤奋感动了向来挑剔的当地科研人员，对方破例给他单独配了一把实验室钥匙，方便他利用周末搞研究。

留外工作、拿绿卡——这些令无数人艳羡的机会摆在面前，康振生却从未动摇。

“国家派我出国的费用相当于几十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我是党培养的，回国工作理所应当。”在与妻子的国际长途电话中，康振生说得斩钉截铁。

1990年年底，康振生回到陕西。从巴山蜀水到西北麦田，从插队知青到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2000年，康振生接过导师李振岐的担子，成立了植物免疫研究团队。

一孔窑洞，走出了李振岐、康振生两位“师徒院士”。而比院士头衔更珍贵的，是那份“师承相续、团队协作、艰苦奋斗、潜心钻研”的精神传承。

如今，每年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窑洞里的“精神洗礼”；科研遇阻时，学生们就蹲在麦田边“头脑风暴”。

那孔阴冷潮湿的老窑洞，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植保人心中的精神坐标，支撑着这群与小麦病害较劲的科研人啃下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脚踩泥土、心系麦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初心。

康振生院士在麦田中宣传小麦锈病防控指导工作。

一生坚守，攻克病害难题

说起小麦条锈病，农民都怕——这种被称为小麦“癌症”的病害，传播快、危害大，一旦大面积暴发，常常导致麦田大幅减产甚至绝收。

“那会下地的时候，从地这头走到那头，裤腿上全是小麦条锈病的孢子。”康振生说。

那些金黄色的粉末，是农民的噩梦，也是康振生必须攻克的难关。

要治病，先找根。

为了找到条锈病的病源地，康振生带领团队成员踏遍了西北各省区。当时，下乡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他们常常骑毛驴、骡子赶路，随身带着铁锹、洋镐等取样工具。

在旁人看来，这群整天在山沟里刨土挖根的人确实有些“奇怪”。但康振生和他的团队知道，他们寻找的不是宝藏，而是比宝藏更珍贵的东西——让亿万农民不再因小麦病害而流泪的方法。

2010年，有美国学者发现小檗上出现条锈病，但认为小檗在小麦条锈病菌的有性生殖与病害流行中不起作用。康振生敏锐地察觉到，小檗可能助长小麦条锈病菌的传播。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带着团队走进大山，如大海捞针般寻觅小檗植株。

调查的路不好走。

有一次，康振生带队到甘肃、宁夏开展小麦条锈病秋苗调查，行车到海拔3800米的山顶时突遇降雪。一辆大轿车因路滑不能启动，挡住了前行的路。手头没有合适的工具，康振生和学生们一起，用手掬起沙子，一趟趟送到车轮底部，帮助大轿车解除了困境。到了目的地，皑皑白雪遮盖住了麦苗，为了寻找被条锈病感染的叶片，康振生带头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刨开积雪，仔细寻找目标。

三年间，康振生和学生们踏遍了甘肃、陕西、四川、云南四省的山沟卯梁，采集植物和病菌标本上万份。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找到了自然条件下小麦条锈菌在野生小檗上“安营扎寨”甚至“传宗接代”的证据。

2013年，康振生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发现，自然条件下小麦条锈病菌在野生灌木小檗上转主寄生完成有性生殖过程。

有性生殖，正是我国条锈菌致病性变异的主要途径。

这一发现彻底纠正了原有教科书中“条锈菌没有有性生殖”的错误概念，破解了病菌毒性频繁变异的国际难题，被国际同行誉为锈菌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在理论上取得突破的同时，康振生带领团队将成果转化为防控技术。他提出了“治理源头、遏制变异、阻断传播”的条锈病持续防控新策略，构建了“越夏易变区”条锈病综合防控技术新体系，创建的全国条锈病三级防控技术体系，使全国发病面积降低50%，每年挽回小麦损失超过20亿公斤，年均增收节支约40亿元。

2012年，康振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是我国植物保护学科近60年来获得的国家最高成果奖。

然而，康振生并没有止步。2022年，经过18年持续攻关，康振生团队在《细胞》杂志上发表论文，首次发现全球首个被病菌操纵的小麦感条锈病基因。

通过敲除感病基因，他们创制出持久广谱抗病小麦材料，开辟了抗病小麦育种的全新途径。该成果入选“2023年中国农业科学十大进展”。

2025年7月，康振生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整合全球12个国家的小麦种质资源，成功绘制出全球首张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全景图谱。这张图谱，为全球小麦抗病育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导航。

对康振生来说，那一片片金黄的麦浪、亿万农民丰收时的笑脸，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只要地里还有病，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停！”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康振生院士指导博士研究生王晓杰观察小麦生长及感病情况。

一种传承，培育后继人才

2017年，康振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动容的话：“当选院士值得高兴。但在我看来，最大的荣誉莫过于培养了一批批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贡献的农林科技人才。”

科研任务再重，康振生也从未离开过教学一线。

“农业院校教师一生要站好两个讲台，一是教书育人的讲台，一是田间地头的讲台。”康振生常对学生们说。

在康振生看来，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和麦田里的放大镜同样重要。上山下乡、翻山越岭，哪里有条锈病，哪里就有他和学生的身影。

“跟着康老师跑田野，鞋底磨破是常事，但学到的东西是在书本上永远找不到的。”康振生的学生王晓杰说。

为此，康振生创立了“田间课堂”，让本科生一年级便走进麦田，观察病害循环；要求研究生每年至少三个月扎根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下田。

“康老师年过半百，仍冲锋在前，我们年轻人怎能轻言疲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副研究员王建锋说。

王晓杰的成长便是一个缩影。他是康振生从德国做访问学者归来后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生。那时，分子生物学在农业领域研究的应用前景广阔，却耗资巨大。一盒只能做四五次实验的试剂贵达3万元，任何一步出错，整个实验就得报废。

“不要害怕，放心大胆地做！该花多少钱，哪怕10万元、20万元，咱们也要把研究做完！”康振生坚定地鼓励着王晓杰。

教书育人的讲台同样精彩。康振生的课堂往往座无虚席，他将800余幅自摄的真菌超微结构图制成动画，让微观世界跃然屏上。他邀请国际专家云端授课，把全球最前沿的分子植物病理学动态引入课堂。

康振生领衔创立的“名师引领、五联驱动”植物保护卓越人才培养体系，将思政教育、科研实践、国际访学等熔铸一炉，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22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植物病虫害治理教师团队”入选“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他领衔的“植物免疫研究导师团队”获评全国“优秀研究生导师团队”。

如今，康振生已培养博士研究生80多人、硕士研究生130多人。这些学生中，有的已经成为植保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有的在地方农科院或农技部门服务“三农”，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从巴山蜀水到关中平原，从下乡知青到国际植保大家，他用40年兑现了当初许给自己的诺言：把根扎进泥土，把一生交给麦田。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陕西省最高科学技术奖、三秦楷模……他依然保持着40年前走进东南窑时的那份谦逊与笃定。

“我将不忘初心，回归麦田，做一个心中始终‘装着’粮食的人。”康振生说。

他说过的话，像种子一样，正在一代又一代植保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三秦大地的麦田里，守望已经燃起新的希望。（群众新闻记者 马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