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倩）9月1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上召窑秦陵考古勘探与发掘研究成果，这是继周陵镇秦陵、严家沟秦陵、司家庄秦陵之后，在咸阳原上发现的第四座战国秦陵园，为破解咸阳原秦陵墓主身份谜题、研究战国秦陵墓制度演变提供了全新实物线索。

上召窑秦陵坐落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原上召窑村南，南邻天翼西路，西南距离司家庄秦陵约2300米。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2018年，考古工作者对当地原文物保护单位“恭陵”开展考古勘探，确认这里是一座具备独立陵园的“亚”字形高等级大墓。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北部实施考古发掘，同步完成补充勘探，完整厘清陵园整体格局，因地处原上召窑村，该陵园被正式命名为上召窑秦陵。

陵园平面接近方形，朝向165°，整体呈现典型的“回”字形双重陵园格局，由外兆沟、内兆沟、内园墙、主陵、陪葬墓、祔葬墓、祭祀坑、陪葬坑、灰沟、道路等多重遗迹共同构成。内园墙将陵园划分为内陵园与外陵园两大区域，带覆斗形封土的“亚”字形大墓坐落于内陵园正中，处在陵园南北中轴线之上。

外兆沟构成陵园最外围边界，北外兆沟设置宽约31米的北门门道；内侧的内兆沟北门道与之对应，门道两侧留存曲尺形夯土，推测为门阙遗存。陵园内清理出45座陪葬墓，整齐排布在外陵园北部内外兆沟之间；15座祔葬墓呈东西向成列分布，其中7座拥有独立兆沟，5座配置车马陪葬坑。62座祭祀坑集中分布在外陵园西北部，组合呈“┌”形，坑内未发现实体祭品。主陵封土为覆斗形，残高约10米，封土之下的“亚”字形大墓设置四条斜坡墓道，墓室规模宏大，仅开展勘探未发掘。主陵周边分布8座陪葬坑，同时勘探发现2条古代道路遗迹。

本次考古发掘累计出土各类文物258件（组），涵盖陶、铜、铁、铅、玉、石、玛瑙、琉璃、料珠、骨、蚌十余个品类。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鼎、壶、罐、釜等器物多见，部分陶器戳印“咸广里高”“咸重成未”“咸宜都次”等咸阳作坊陶文。铜器出土鼎、壶、带钩、铜镜、车马器，一件铜鼎刻有“宋氏”铭文。玉器、琉璃器、铁器、半两钱币等文物一并出土，反映战国晚期秦国手工业与贵族生活面貌。考古人员选取陪葬墓人骨开展碳‑14测年，年代区间为公元前389—前208年，与器物、陵园形制判断的战国晚期年代相互印证。

考古专家将咸阳原四座秦陵划分为两大类型，周陵镇、严家沟秦陵为长方形陵园组；司家庄、上召窑秦陵归为近方形陵园组，两组陵园代表秦国陵墓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上召窑秦陵陵园面积在四座秦陵中最小，主陵东墓道最长，和后陵墓葬规制特征吻合。结合《史记》记载“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会葬”代表王、后分置独立但相距不远的陵园，司家庄秦陵与上召窑秦陵相距约2.3千米，与文献记载的“会葬”相契合。经多重排除比对，研究推断，上召窑秦陵墓主极有可能为华阳太后，也就是秦始皇的嫡祖母。

华阳太后是战国晚期秦国楚系外戚的核心人物，在庄襄王继位等重大政治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上召窑秦陵的发现，证实战国晚期秦国出现王、后分别营建独立陵园的丧葬新制，这一制度创新，对后续秦始皇陵的规划设计存在深远影响，是秦代帝陵制度发展演进的重要过渡环节。该成果丰富了咸阳陵区考古资料，为进一步厘清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外戚制度、陵墓营建体系打开新的研究视角。